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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宗教人员)_百度百科

[日期:201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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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士是中国道教神职人员。《太霄琅书经》称:“人行大道﹐号为道士。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称道士。”其中男性的道士称为“乾道”,也称羽士、真人神仙道人羽流羽衣紫阳方士黄冠先生希夷等,尊称为道长。女性曰“坤道”,别称女冠。

  他们依教奉行,履行入教的礼仪,接受各种戒律,过那种被世俗之人视为清苦寂寞而实际上高标清逸的宗教生活。道士作为的主要传播者形象代言人,又要以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方式,吸引教众,布道传教,为其宗教尽职尽力,同时圆满自己的修行。道士比之佛教僧侣更多了一分潇洒的气质。从而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是极为引人注目的角色。

  《道德经》、《太上感应篇》、《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度人经》、《老子化胡经》

  ”为最高信仰,道士乃信奉道教教义并修习道术的教徒的通称。《太霄琅书经》谓:“人行大道,号为道士。”道士之称始于汉,当时时指称的范围较广,除“正一盟威道”、“太平道”教派的信徒之外,方士、术士及一些道家也可以称为道士。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规定道徒可在家立坛,朝夕礼拜,不必出家修行。金元之际,全真道等大兴,制定了道士不蓄妻、不茹荤,必须出家住丛林。

  道士一般是师徒相传。道教认为若不受师,道则不降;而传道度人,须择出身名门、资性淳良之人。欲入道为道士、女冠者,须赍经戒、符箓在受道院造坛及对斋堂、静室缘法。弟子受经箓须赍金银玉帛等信物。入道后,唯道为务,持斋礼拜,奉戒诵经,烧香燃灯,不杂尘务。“道士”之称始于汉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士之称甚至与对佛教僧侣的称谓相混。直到隋唐时期,道士及相应的称谓如

  等,才逐渐成为道教神职人员的专称。随着女性入道的增多,也有了女冠等称谓。一般情况下,敬称都为道长。《家语》曰:“不食者,不死而神。”《说文解字》:“仙:长生仙去。从人从山。”《释名》“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认为山林是道者避隐合药之处,强调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抱朴子内篇·卷十,明本》)又说:“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他认为归隐山林是一件很庄重,很神秘的事情,“名山为合药之所”,是他选择炼丹地的主要外部条件。他认为宗教是神圣的作业,还“宜入名山”,远离俗人。为道之士“莫不飘渺绝迹幽隐山林。”

  在道教典籍中,男道士也称为乾道,女道士则相应地称为坤道。黄冠专指男道士时,女道士则称为女冠。道士之间互称道友、道兄等,对女道士也同样适用,居士、信士亦可以如此称呼他们。在道门中有些道士享有特殊的尊称,譬如张道陵、寇谦之以及后世道的历代掌门人,都享有“天师”之称。道士中那些出类拔萃、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者,又常常被教内教外尊称为真人、先生、高士等等。这些尊称,有些又是由朝廷封赠的,也算是难得的殊荣。在道门中,有时又按道士实际的修行水准而给予相应的尊号,如(唐六典·祠部)所记:“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日法师,其二日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三洞修道仪)中将道士分为洞神部道士、高玄部道士、升玄部道士等9种,将女道士分为正一盟威女官、洞神女官、高玄女官等8种,也是对道士的等级划分。熟悉玄文经书和宗教仪范,举行宗教仪式时,在法堂上居中高座,道法高深者,称为高功。主持宫观事务的道士,因担任的职务而有相应的称谓,如

  以及所谓“三都五主十八头”等。又全真教兴起之后,规定道士不能结婚,必须出家住宫观,只有正一教那些有妻室而不住宫观的道士被称为火居道士,或径曰火居。而为了寻真问道而云游在外的道士,称为游方道士。

  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曰道士。”

  这就是说,道士之所以被称名为“道士”,是因为他们的行住坐卧,举念运心,即生活中的一切思想言行,惟道是修,惟德是务,惟行道业,亦即将信“道”、修“道”、行“道”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道士们的生活内容及其特点即是由此而决定的。道士又称道人。《老子想尔注》有“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有“道人贤者奉敬教戒”等语;南宋道士白玉蟾也自称“琼山道人”。但在佛教初入中国时,道人也用来称呼僧人。《南齐书·顾欢传》有“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的记载,此道人即僧人。此外,还有

  《三洞奉道科诫》分道士为六种境界:“一、天真道士,二、神仙道士,三、山居道士,四、出家道士,五、在家道士,六、祭酒道士。”道士学识渊博、修养极高的被尊为先生、真人。此尊号除由道士推戴外,南朝及唐、宋、元诸代,多由帝王赐于生前,或谥于死后。封赠之风,明代犹盛。宪宗时,真人高士充满都下,真人之号遂滥。

  天师亦为道士之高级称谓。元代以后成为张道陵及其嗣位子孙之专属,之前则是对高道的尊称,且不世袭,如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等。

  ;从道教发展的历史景观,便不会看清道士的宗教面目。所以,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道教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概况,以及道土是如何随着这一过程而诞生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特点。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初步形成于上古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年)时期,正式建立于东汉末年祖天师张陵(34年—156年)立教,以

  “道教”这个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们都将自己所讲的思想学说称之为“道”,如关于治理天下的叫“治国之道”,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叫“修身之道”。如果用这些学说主张去教育别人,便叫做“道教”,如《墨子》一书中就有“先王之道教”、“儒者以为道教”的说法。但是,这里的“道教”与后来的作为宗教名称的“道教”关系密切。作为宗教名称的道教,首见于《老子想尔注》,《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近代世界也有着不可小窥的影响性。

  “道与方术预备了道教的实行方面,老庄哲学预备了道教的思想根鹏。到三张三葛出世,道教便建立成为具体的宗教。”明确地指出了道教产生与原始巫之风、神仙方术、道家哲学的密切关系。事实上,道教的创立与谶(chèn 衬)纬神学、黄老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总之,道教和道士的诞生是多种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因素相互作用极为复杂的结果。上古时期,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敬,视为神灵,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形成了原始宗教和巫术。巫就是在这种鬼神信仰的氛围中产生的专门从事交通鬼神、传达神意而为民祈福禳灾的宗教职业者,在远古部落社会,政祭本是合一,国家大事便先由大巫事先卜筮以向天帝请求解疑答惑。(大巫是担任上帝与下帝之间媒介任务的人,掌国家祭祀。在上古乃至商代,巫都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轩辕黄帝出战之时,都要请巫咸作筮。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它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行。典型的神权统治时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巫在政治生活、民众生活中仍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上古时期原始宗教和民间巫术中的鬼神信仰思想以及相应的一系列仪式,比如上古祭祀中的“斋”、“醮”(jiào 叫)仪式,以及天神地祗人鬼等观念等,后来基本上都为道教、道士所完整的吸收、继承。后世道教神灵系统的建构和道教法事活动中对斋醮、符篆和其它祈禳术,以及道士的修炼方术等,都从

  学说中接受了许多现成的东西,以致人们可以从道士身上看到一些上古巫觋的遗风流韵。因此,道教的创立产生与上古时期的各种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流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

  直至战国时期,已广为流布,深入人心,不死、升天成为当时帝王与贵族仰幕和追求的共同目标。所谓神仙方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鼓吹和传授长生成仙之术的术士。这些方士千万百计地搜求和行使奇方异术,来满足一些人长生不死的愿望,以便得宠于贵族,诸侯,帝王们。秦始皇和汉武帝就十分宠信神仙方术,网罗了不少方士在身边;来帮助他们实现长生成仙的梦想;方士们所行使的方术很多,诸如炼丹采药、服食养生、祭祀鬼神、祈禳禁咒以及祠灶、谷道、侯神、望气、导引、烧炼、却老方、按摩方等,无所不用其极,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炼丹采药。由于这些神仙方术还非常零散,不成系气候,为了更加扩大其影响,一些方士便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他们的方术,形成了所谓方仙道,而这些方士便被称为神仙家。方仙道对道教的创立产生了最为有力的影响,方士们的神仙信仰和求仙之术逐渐被道士们所取其精华的吸收。所以,道士们所奉行的修炼方术实际上就是由神仙方术影响变异,而道士则是方士的复杂版本的最终进化。在汉代,方士之称与道士之称通用,这固然表明一种混淆,但也更表明道教、道士与神仙方术、神仙家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吸收同化的关系。

  在道教的形成过程中,汉代黄老道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黄老学说本是起源于战国时期稷下道家学者的一种思想学说,其特点是主张清静无为,

  尊轩辕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汉初文、景时期以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治天下;一时黄老思想盛行,学者蜂起,其中亦包括许多神仙方士。由于黄老思想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的色彩,而这些治黄老之学的神仙方士们又以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解释黄老学说,便使得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方仙道合流,逐渐形成了以敬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并成为道教的前身。

  除此而外,儒家、墨家以及佛家的思想也受到了道教相当大的影响。道教在创始过程中对儒家思想亦作了一些吸收,儒教吸收了经汉代道家以图谶观点和阴阳五行学说改造过了的儒家经学思想,如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中便有强调忠孝仁义、讲求阴阳灾异的内容。另外,墨家天志明鬼和民众之道的主张也为道教的创立开辟了以神道设教的蹊径,而墨家的尚侠精神也融入了那些创设道教的先驱及一些高道的心理结构之中,而且在时代的变迁中,在戒律礼仪方面也受到了道教的影响,成立都有所帮助。

  道士之名源于战国、秦汉时的方士,即有方术之士。道教创立之后,道士则专指从道修行的道教神职教徒。隋唐前后道士,习惯上男称道士、黄冠;女称女冠、女真。较晚至今,则分别称男、女道士为乾道和坤道。南北朝时代奉道之士增多,对在家修持的人,称为“火居道士”,以区别出家道士。在历史上,随着各朝代文化的影响,道士修行程度和教理造诣,以及担任的教职,配以相关的称谓,择要简述如下:

  :指张道陵天师或其嗣号之后裔。但后世也有个别道士称“天师”,如寇谦之(北魏),陆修静(刘宋),隋代焦子顺等。

  :精通经戒、主持斋仪,度人入道,堪为众范的道士,叫法师。精通道法,能养生教化,为人师表者叫法师。

  :亦称“羽士”、“羽人”。以鸟羽比喻仙人可飞升上天,引申为神仙方士,进而专指道士。后世道士多取以自号。

  :对道教十方丛林最高领导者称谓,亦可称“住持”。方丈是受过三坛大戒,接过律师传“法”,戒行精严,德高望重,受全体道众拥戴而选的道士。佛教的方丈最初也是起源于道教这一称谓。

  :亦称“当家”、“住持”。由常住道众公选,为道教丛林中总管内外一切事务者。当监院大任者,必须才全智足,通道明德,仁义谦恭,宽宏大量,弱己卫众,柔和善良,明罪福因果,功行俱备。

  :负责接待参访及迎送宾客,《三乘集要》记载:“知客应答高明言语,接待十方宾朋,须以深知事务,通达人情,乃可任也。

  :指那些德高望重,精于斋醮科仪,善于踏罡步斗,沟通神人,代神宣教,祈福消灾,拔度幽魂,主持斋醮法会的道士,是经师的首领。

  :最初与方士同义,最早出现于《汉书·京房传》。道教创立后,道人一词曾专指道士。南北朝时代,则以道人专指沙门,而区别于道士。唐朝以后,又以道人泛指有道术之人,或指道士。

  也称道人、羽士、羽客、羽衣、羽人、黄冠等。道士是男女的通称,女道士也可称坤道;男道士也称乾道,相对女道士称;黄冠专指男性道士时,女道士称女冠。

  道士的敬称道爷是男女通用的,而没有“道奶奶”。道士相互之间,则称道长、道友、道兄等也是男女通用的,道教以外的人也可以这样称呼他们。尊称学问精深、修炼有成或德高望重的道士可以尊称为先生、真人,一般是朝廷颁赐。道士们自己按修行也有尊号。

  一般的道号都是“某某子”或者“某某道人”、“某某山人”、“某某散人”、“某某先生”等等居多,比如纯阳子(吕洞宾)、鬼谷子(王禅老祖)、三丰子(张三丰)、紫阳山人(张伯端)、水镜先生(司马徽)、玄真道人(宋濂)、卧龙先生(诸葛亮)等等,大多都带有本教派思想理念的色彩。当然也有很多信众居士用道号的,比如铁冠道人(苏轼)、观弈道人(纪晓岚)等等,不带“

  ”也可以,但原则上没有男女差异。神仙圣号上,一般男称“天尊”,女称“元君”。另外,男性道教出家人叫“乾道”,女性的叫“坤道”;一般不称“男道士”或“女道士”,因为“士”一般专指男性。称呼女道长为“坤道”,道士尊称为“道长”、“高道”或”“。

  道士有出家和不出家的区别,不出家的又称居士。金元以前,都是不出家的道士,没有必须出家的道

  全真派道士为出家道士,不结婚,素食,住在道观里。男为乾道,女为坤道,皆蓄长发,拢发于头顶挽成髻,可戴冠,乾道蓄胡须。

  正一派道士可以结婚,吃荤。大部分为不出家的道士,也称火居道士,少部分为出家道士。不出家的正一道士,一部分在宫观里活动,也有一部分没有宫观,为散居道士。没有宫观的散居道士,一般情况是平时穿俗装,住在家中。正一道士多为男性,不蓄长发和胡须,发式同俗人相同。他们不穿道装时,看不出是道士。全真派和正一派在教法科仪上有许多不同。比如全真派修炼内丹,正一派道士经忏中用符咒。在科仪、所做法事的侧重点和所敬祖师上更差异。比如一个明显差异是,正一派弟子须经过授箓才成为有资格的道士,而全真派弟子则需传戒。授箓、传戒均有严格规定,仪式非常隆重。

  比较权威的《太霄琅书经》讲道士一词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书中说:“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称道士。”这句话的意思是身体和心灵都顺应自然演化的道理,只按照大道运行的方式运行,按照顺应大道的方式作事,所以我们称这种人作道士。这句话说明了不顺应道的必然不是道士,这个道并非抽象的道,而是以道教修行方式作为方向的道。(琅字在此指天庭中的藏书房)

  当然道教徒还有其他别称,比如男女通用的羽士,羽客。又比如女性道教徒专用的坤道女冠。男性道教徒专用的黄冠,乾道。

  又:“所以名道士者,谓行住坐卧,举念运心,惟道是修,惟德是务。持斋礼拜,诵经烧香,奉戒修身,然灯忏悔,布施愿念,讲说大乘,教导众生,发大道心,造诸功德,普为一切,后己先人,不杂尘劳,惟行道业。故得天上地下、六道四生,礼拜皈敬,最为尊胜,不朝天子,不揖诸侯,作人天福田,为三界依怙。”

  早期道教道士的位阶是同军事、行政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如张角的太平道设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

  军。张鲁五斗米道,道士最高位阶为师君,其次为治头大祭酒或祭酒,最低为鬼卒。随着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消失,这些位阶制度也随之变化。

  《给箓坛靖元科》规定,受戒道士分九阶,称九“品”。必须掌握规定的经箓、达到规定的修行才能授予品位。规定是:

  大褂、道袍为日常服,戒服在受戒时穿,法衣是做法或宗教大典时高工和方丈穿的法服,花衣是经师上殿时穿的绣花衣。

  道士帽称巾。全真之巾有唐巾、冲和巾、浩然巾逍遥巾紫阳巾、一字巾、纶巾、三教巾、九阳巾等九种。

  正一之巾有纯阳巾南华巾、庄子巾、荷叶巾、混元巾九梁巾诸葛巾、太阳巾、包巾(幅巾)等九种。

  道教宫观从传法受戒可分为子孙庙、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三种。子孙庙可收徒弟,观主实行师徒世袭制,不接受游方道士。子孙丛林又称子孙常住,它介於十方丛林和子孙庙之间,大多是子孙庙兴旺以後,悬挂钟板,留单接众,并给留居观内的十方道友安排一定职务,共同管理道观事务。子孙丛林也可以传戒,但传戒後就要按丛林规制不得招收徒弟,所以子孙丛林实为子孙庙的升格。十方丛林也称十方常住,接受游方道士挂单居住,有传戒特权而不得私收徒弟。在十方丛林中,常住道士都有细致的分工。最高负责人是方丈,或称住持,即观主。监院是居第二位的全面负责人。方丈、监院以下有客、寮、库、帐、经、典、堂、号等八大执事,分头负责八个方面的事务。

  客即客堂,负责人称知客,负责接待宾客,并协助监院总理事务。寮即寮房,负责人称巡照,负责劳动事务。库即库房,负责人称库头,负责库房。帐即帐房,负责人称帐房,负责财务。经即经堂,负责人称高功,负责诵经。典既是典造(或称点座),负责人称典造,负责伙食。堂即十方堂(或称云水堂),负责人称堂主,负责安置游方道士。号即号房,负责人称迎宾,负责先行迎接和初步了解游方道士。

  此外还有“三都五主十八头”。三都为名誉职务。五主和十八头各司一职,地位低于八大执事。

  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道士指甘心皈依于道教,并且一生都舍去一切追求道的人。但是,正如前面所言,道教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制约,在宗教化的过程中实际上被异化了,神仙成了道、老子的代言人,因此神仙信仰(追求成为不老不死的人类)便成为道教徒最为直接、最原始的追逐对象。崇敬神仙即为崇道,反之亦然。可以说,道士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道教的这一神仙崇拜的特点密切相关。他们因信仰神仙而皈依道门,而修道的目的则是为了跳脱轮回成为不老不死的神仙(与释教的成佛相接近,前者重今生成就,后者重灵魂成就。)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加之历史演变,执政者的政策,道教内部教派开始分裂不同,各派道士所崇拜、敬奉的神仙便有所侧重,比如丹鼎派道士重修炼故较为崇信仙,符篆派道士则重祈禳故较为崇信神,但不管如何,所信奉的都不外是神仙。

  因此,鉴于神仙崇拜在道士的宗教信仰中具有根本的意义,故道教又常被称为神仙道教或仙道,注重生者,今生成就,而道士也常被称为羽人、羽土、羽客等。

  道士的宗教信仰既然在于神仙,那么他们所信仰的神仙究竟是怎么来的?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由于道教系多神崇拜性质的宗教,这便决定了道士们信奉的神仙极其众多,作为至高天尊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以及三天君和五老君等尊神,到包括四御(玉皇大帝天皇大帝北极大帝后土皇地祗)、三官(天官、地官、水官)、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岳山川诸大神,以及灵官(十天灵官、九地灵官、水府灵官、五百灵官等,皆系高功法师作道场时供9区使的小神,同时又司巡察世界,济世护法)、太岁功曹、城隍土地之属、瘟疫诸神、人鬼之神(包括各姓祖先、历代圣哲贤才、忠孝义烈之士等)、人体四时五行诸神,还有诸仙真,统统在信奉之列,由此而构成了道教所特有的名目繁多而庞杂不一的神仙系统。所谓神仙,便是对这一系统中众多信奉对象的统称。然而,如果细致区分,神与仙又有所不同。神一般指那些天地未分之时的先天真圣,如三清、四御、南辰北斗诸星君等,仙则指天地开辟以后得道成仙的仙真以及地方神灵。神,由于是先天而存在的,并且有玉帝的封诰,所以能在神仙世界里担任或大或小的官职,故而也能得到道土们的祭祀;而仙由于是后天得道(或修炼而成,或经神仙点化而成)而成仙的,仅能长生不死,享有高度自治权,在神仙世界中不问世事,专逍遥自在,所以一般不为道士们所祭祀。

  道士们所崇信的神仙的来源,概而言之,一是直接对传统文化继承而来的,二是(有部分是)民族共同推举出来的,而这二者又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继承,就是将上古时期的各种神灵和神话传说中的一些人物统统承继过来,重新给个名号(比如盘古是元始天尊),成为道教诸神。比如在自然中产生的雨神、土地神、岳神、雷公、水神和日月星辰诸神等天地神祗,以及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女娲三皇五帝大禹九天玄女西王母东王公等人物,便都被道教吸收,或原封不动,或略微包装,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的成员。所谓推举,这和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儒家的观念“聪明正直,死后为神

  将历史上的一些古圣先贤(对人类历史做过巨大贡献或者道德品质极为高尚的这一类人),也包括帝王将相、文化名流或技艺能手,如周文王、周武王、老聃、扁鹊、鲁班等,以及道教中的著名人物和古代仙人,如张天师、左慈、葛玄、陆修静、吕洞宾、陈抟、王重阳、丘处机、诸葛亮、刘伯温张三丰鬼谷子、邓禹、水镜先生、徐庶、苗训、徐茂公文天祥、杜甫、李白王羲之、苏轼、宋濂、孙思邈、吴道子、魏征、徐渭黄公望、列子、袁天罡、任法融、陶渊明等等著名道士及赤松子、容成子、彭祖、广成子等的仙人,道教还有许多著名的居士信众如纪晓岚、王通、颜真卿、唐伯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李贺、张旭、张若虚、李清照等等,且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道教为历史做出过巨大贡献。其中有将一些为圣贤升华为神仙。继承来的多为先天之神或既有之神,而封神的则多为后天之仙真或仙化之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而道教神仙谱系的建构也在此时初具规模。北魏高道寇谦之除了主尊太上老君外,还提出了三十六天宫均有宫主(神仙)的谱系,已相当可观。南朝名道陶弘景在神仙谱系的建构上,所费心力最大,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他在《真灵位业图》中,将神仙世界划分为7个层次,每一层都有一位主神仙居于中位,其余诸神仙分列于左、右位或特意留置的散仙、女仙之位,使得在当时能搜罗到的近700名各类神仙秩序井然地各就各位,组成一个既庞大而又整饬的神仙阵容。如第一层,元始天尊居中位,左右分列着五灵七明混生高上道君、东明高上虚皇道君、紫虚高上元皇道君、洞虚三元太明上皇道君等。又如第三层,太极金阙帝君居中位,左右排列着黄帝、尧、舜、禹、孔子、尹喜、庄子、安期生、葛玄等由历史贤圣演变而成的仙人。像陶弘景这样精心整理出一个道教神仙谱系,在道教史上还是首见,但他所列示的这一谱系并非是神仙谱系的最终形态。

  事实上,道教的神仙世界素来是开放性的。道教教义向人们许诺,任何人只要修炼得道即可跻身仙界位列仙班。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道士,使他们树立起修道理想,并坚信只要精诚修炼,即可实现理想目标,羽化成仙,从而依其阶次而升入相应层次的天界。所以,道教神仙谱系在陶弘景之后仍不断扩充,不过发展到宋代,道教神仙谱系便定型为10层结构,定编的主神也不再变动,显示着道教神仙谱系的建构已基本完成。其结构特点是这样的:最高层是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第二层是四御;第三层是日月五星诸神;第四层为四方之神,即青龙、朱雀、白虎;第五层为历代传经诸名法师,如玄中师、灵宝三师、三天师等;第六层是雷公、电母、龙王、风伯、雨师等;第七层是五岳神、诸山神以及各洞天福地仙官;第八层是北阴酆(fēng 封)都大帝、水府扶桑大帝及所属诸神;第九层是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仙吏等;第十层为城隍、土地、社神及门神、财神、灶神等。

  可以看出,道教神仙谱系本身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系统,世间万事万物几乎都可以在勤修的条件下化作神仙,并在神仙谱系中获得一席之位。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一庞大而又开放的神仙谱系,可以在两方面对道士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可以强化道士们的宗教信仰及其感情,使他们虔诚地匍伏在神仙的脚下,过敬畏不已而尊崇不止的宗教生活;这种生话带有神秘感,在神圣的体验中又渗入了恐惧和敬畏的成分。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分工明细的神仙队伍的存在,所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有神仙在暗中监控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言行失慎而获罪受罚,轻则减去修道之功和阳寿,重则接受惩罚。其次,又能激励道士们的修道信心,使他们时时铭记着自己的修道目标,窥视着神仙世界的门户,渴望着有朝一日的仙化,从而位列仙班,逍遥自在。

  在神仙信仰的支配下,道士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告别俗世,投身道门,自愿地接受宫观内种种规矩的约束,踏上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修道”之路。道士们根据他们所接受的道教教义,相信那至高无上而又永恒存在的“道”,可以通过自己刻苦的修炼而获得。修道者一旦与这个“道”合为一体、融洽无间,便可以达到彻悟真谛、物我两忘长生不死、自由自在的境界。而当这个“道”被“神仙”具象化或置换之后,“修道成仙”便成了道士们共同的神圣选择,成了他们修炼生活的主要目的。所以,道士们的修道生活,就是在“成仙”这一价值层面上展开来的。为了“得道”而“成仙”,他们采取了种种自以为行之有效的手段,道士们的一系列修炼方术就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采取种种方术来修炼,是道士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们“成仙”的希望便全部寄托在这种修炼上。所以,要了解古代道士的生活特点,就必须了解他们的修炼生活情形。

  道士的外丹修炼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曾是道士们的一种主要的修炼方术,因此亦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无数道士作出了非常执著甚至极其痴迷的努力,前仆后继,遍作尝试,确乎带有几分悲壮而复悲哀的意味。在战国时期,燕国和齐国一带的方士们出于原始的神仙信仰,即开始探求服食仙药而成仙的途径。这种出于原始宗教幻念式的选择;曾经促使一些人冒险寻觅仙药,而其中又以那些贵为君王的人最为执迷,因为他们的长生梦与权力梦是统一的。像齐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遣人多方寻觅仙药。自然,仙丹妙药难以找到,成仙之梦也就无从实现。为此,秦始皇发怒坑杀了不少方士。但是,这并没有阻断信仰者的冒险与尝试。现成的仙丹既不可得,那就靠自己炮制炼就,于是秦汉时期试炼金丹的方术便出现了。方士李少君曾劝汉武帝“祠灶”,称用丹砂和其它药剂作原料即可炼出黄金,铸成饮食器皿,用之即可使人长寿。(参见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其根据为:仙人食金饮珠,寿与天地相齐;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种将人之生命与金丹之不朽统一起来的思路,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以及原始巫术的类比思维都有深切的联系。既然服食金丹(或者用某种金属器皿)便有成仙永寿的希望,那么追求者便渐渐多了起来。

  崇拜神仙是道教最基本的宗教特征,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是道士皈依道门的主要目的,而古代神仙方术中的合炼金丹仙药,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加之道教、道士的诞生本来就与先秦以来的神仙方术、方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秦汉方士服食金丹之术便直接被道士们所继承,并被作为一种主要的修炼方法。

  当然,服食金丹仙药作为道士们的一种修炼方术,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是从道教一创立,道士们便选择了服食丹药作为修炼手段。东汉末期,道教初创,其时的道士们虽然已经开始吸收先秦以来的神仙信仰和方术实践,但这时道教的宗教义理学说的核心是救治危世而致太平,道士们修道、传道的重点放在实现这一理想上,所以炼丹服食在他们的生活中基本不占什么位置。魏晋以来,道教的发展进入了神仙道教的阶段,其教义学说的重点逐步移向了成仙不死,道士们的修道目的亦随之而定位于长生成仙这一点上。魏晋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派,重视服食金丹之法,认为这是修道学仙的第一要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系统地总结了修道成仙的各种方术,并且极力向人们灌输神仙存在、神仙可学的道理和方法。经过葛洪的大力提倡,金丹服食就成为道士们的重要修炼方术,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

  人们普遍地将道士服食金丹的修炼方术称为“外丹术”,与此相对应,道教中主要采用服食丹药为修道手段的道派,便被称为“外丹派”。所谓“外丹”,相对于“内丹”而言,简言之就是运用器具烧炼出来的药物。道士们认为,服用了这种药物便可以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信仰外丹术的道士的修炼生涯,主要就是从事炼丹,不断地探索炼取丹药的方法。

  作为一种修炼派别,外丹派在魏晋时期层口已形成。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

  魏伯阳的丹道思想对道士们的炼丹术影响很大,被后世奉为“丹经之祖”。到了晋代,随着道教外丹派的形成,笃信飞炼金丹黄白、服食成仙的道士们便完全沉溷(hùn音混)于外丹术。其中,成就最高者当首推东晋名道士葛洪。魏伯阳与其弟子虞生及用来试验长生不老药的狗。金丹中认为尸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来的一种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

  葛洪不仅从理论上倡导外丹术,而且通过实践宋亲验。然而,经过多年的勤苦烧炼,葛洪仍没有得到满意

  的丹药,他认为关键原因是自己没有像前人那样,远离尘嚣、与世隔绝、静心修炼。因此,他便携带妻子鲍姑、侄儿葛望以及书籍行囊,来到了罗浮山。罗浮山位于今广东博罗县境内的东江之滨,纵横500里,有大小峰峦432个,形态各异,变幻无穷,气象万千。山中悬崖怪壑,乱石丛林,有朱明桃源、夜乐等18个洞天和白水漓、水罕洞等980多处飞瀑幽泉,当地又盛产炼丹用的丹砂,正是理想的炼丹之所。因此,葛洪便在这被道土们称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二泉源福地”的名山中居住下来,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努力。住下之后,葛洪首先建庵砌灶,先后修筑了都墟、孤青、白鹤、酥醪四庵并且在位于东麓朱明洞南的都虚庵旁,用花岗石砌成一座丹灶。丹灶顶高3.6米,底座呈四角形,边长为2.5米;灶体呈八角形,边长为0.8米。灶坛的每一面,按照方位分别雕有乾、坤、震、巽(xùn音训)、坎、离、艮(gèn音亘)、兑八卦图形和麒麟、仙鹤等异兽灵寓图案,四角的石柱上还刻上云龙。然后,葛洪开始采集炼丹所用的药物。他洁身曰,身带升山符,背悬驱魔镜,口念咒语,进入深山,用禹步法(道土做法事时召役神灵的一种方术,详见后文有关介绍)采回许多矿物和植物。葛洪把采集回来的草木植物拿到麻姑峰下的池水中清洗干净,供自己服食和配制成行医用的药丸,矿物则用宋炼丹。择定了炼丹的黄道吉曰,他在灶边悬挂上古剑、古镜等法器,然后正式升火炼丹。他先用丹砂炼出了一种银白色的液体(汞),又将这种液体炼成赤红色的结晶体。他还曾用铁涂曾青(硫酸铜)得到了一种“外变内不变’’如铜一样的物质。还有一次,他用盐和石胆,再调和雄黄粉、牛胆,放入丹灶之中,灶外用蚯蚓土调曲为泥封盖,以文火烧炼了30天,炼出了一种被称为“丹宝”的金黄色的混合物。总之,葛洪在罗浮山中尝试过道教的各种各样的炼丹方法,多次合炼金丹,可以说他在山中的修道岁月,主要就是烧炼金丹。外丹修炼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葛洪于61岁时死于山中,传说他死后身体柔软,颜色如生,抬尸入棺,轻如一件衣服,世人以为他已尸解成仙,故称他为“葛仙”。

  南朝名道士陶弘景是葛洪之后的又一个大炼丹家。为了获得奇妙的金丹,陶弘景也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据《南史》记载,从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到梁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在这长达20年之久的岁月里,陶弘景进行了无数次的炼丹实验。他一次又一次郑重其事地在深山中挖灶安鼎,“阳燧”取火;一次又一次地沐浴斋戒,虔诚地祈祷神灵,保佑他炼出上好金丹。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苦候在毒烟笼罩、酷热难当的丹房中,然而得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据《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载,天监四年、五年以及其后的几年里,陶弘景炼丹“鼎事累营,皆不谐(不成功)”。连续的“开鼎无成”,使得这位清修之士变得脾气烦躁、疑虑多端,自信心骤减,甚至想到了以死来解脱。但是,陶弘景毕竟不是一个庸常之辈,“不见金丹心不死”,他苦心孤诣修道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就是炼成金丹,白日飞升。所以,他岂能甘心半途而废。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年近70岁之时,他总结此前历次炼丹的经验教训,再次“营鼎”,终获成功,开鼎之时,只见“光气照烛,动心焕目”,“金丹”静静地躺在鼎中。欣喜之下,当月口服用,当然也没有忘记将此作为厚礼送给他的方外之交——梁朝君主宋享用一番。

  在道门炼丹服食修炼方术的影响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也酿成了.一种服食仙药的风气,士大夫阶层服药(外丹)的事屡见不鲜。在这个被称为“人的觉醒”的年代,文人士大夫们对人生苦短、浮生易逝的感受极为强烈,于是便欲千方百计地留住生命,使其鲜活美好而不衰。而道士们所苦心经营的外丹术,恰恰迎合了这种心理期待。这样,炼丹不仅成为道士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任务,而且由于贵族阶层的加入,使外丹道士因此能够得到物质上的支持,这又刺激了外丹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炼丹费资颇巨,而皈依道门、不事俗务的道士们是无力负担的。事实上许多道士都是靠官宦阶层提供物质和生活保障而从事炼丹实验的,如葛洪就是依靠广口、N刺史邓岳的支持而坚持在罗浮山中炼丹的,陶弘景曾为萧衍取代齐朝建立梁朝献计献策,是萧梁王朝的“山中宰相”,自然不会缺少来自于朝廷的支持。

  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道士的努力下,到唐代道门外丹修炼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使用的工具和设备以及操作、药物用量等已更加完善与合理。尽管外丹道士中屡屡出现服丹中毒而死、而癫的事件,但仍旧有大量“丹心·”坚定的道士将自己的修道理想全部寄托在外丹修炼上。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丹房中满面尘垢、惨淡经营,一心希望创造出奇迹来。如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唐代高道,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炼丹家。为了探索丹药的种种配方和采集原料,他“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云笈七签》卷七十一),为此,他在炼丹中如何去除矿物的毒性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发明了将炼丹用的雄黄在油中泡9天9夜去除毒性,又在山中以丹砂、曾青、磁石等苦炼成“太一神精丹”。他不但精研炼丹术,而且还撰写了《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太清丹经要诀》等多种炼丹著作。

  道士们炼取外丹和服食的方法,通常是师承秘授的,故在择徒、授术方面严格保密。这样的“单线联系”便形成了外丹修炼术的传承派系,派系之间在配方、炼取、服食的具体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葛洪将炼丹术分为神丹、金液、黄金3种,虽然互有不同,但服用之后都可以使人身体不朽,长生成仙,这是外丹派道士从事服食炼丹的最基本的信念。大体说来,根据炼丹时所用材料的不同,外丹道士可分为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三大派。金砂派资格最老,左慈、葛洪、陶弘景等人就是此派的代表。据葛洪自述,他习炼的外丹术是由左慈传其祖父葛玄,再由葛玄传郑隐,又由郑隐传给他的。为此他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取得了郑隐的信任。一起师承郑隐的许多道徒,都没有得到此术,只有葛洪得到了郑隐的秘授。葛洪荣幸地读到了郑隐秘不示人的《九鼎丹经》、《金液丹经》等典籍,深信其理,视之为“仙道之极”。葛洪在自己的丹房生涯中总结出不少经验,他认定丹砂烧炼之后能还原,此之谓“还丹”。经由不断烧炼而又不断还原的丹砂,其次数越多,“仙效”愈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称,一转丹(仅还丹一次的)服后需3年才能成仙,二转丹则需2年,三转丹便降至1年,如果到了八转丹,10日就可飞升,而九转丹服食一毕当即就可飞升。想来当初嫦娥偷偷服食的灵药,大概就是这种九转丹吧。

  至于铅汞派,则主张炼丹必须用铅汞,但也可适当配上银、朱砂、雄黄、硫黄等。此派可以追溯至东汉魏伯阳,以其《周易参同契》为经典。该派道士将铅汞视为至宝大药,认为铅汞“合天地之元纪,包曰月之精华,上冠于乾,下顺于地,总七十二石,统天地之精光,修炼成丹,服之延驻”。(《大还心镜》)铅汞派外丹道士还充分发挥他们的玄思妙想,在炼丹过程中将炼丹用的鼎器想象为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乾坤之合),铅汞(药)在鼎中即为居于乾坤之内,鼎盖为天,鼎座为地,鼎唇作雌雄,乾坤相合化育,炼成大丹,此丹四象齐全,五行完满,即合于阴阳五行妙道,服之岂能不产生奇效!

  至于硫汞派,唐代方兴。此派道士主张用硫黄与水银合炼,方可获得仙丹。在炼制过程中,他们也强调要契合阴阳之道,以为硫黄是太阳之精,水银是太阴之精,一阴一阳台为天地,恰如夫妇合精,乃可炼成灵丹。派系不同,方法各异,自然导致了各派系之间的争论和互贬。但在互相攻讦的过程中,彼此借鉴、融合的情形也是存在的。

  炼取外丹所用原料,除了上述三派格外强调的丹砂、铅汞、硫汞外,还有许多,大多为天然产物,如雄黄、曾青、石胆、砒霜、白盐、白矾云母等等”石药”,以及牡砺、胡粉、菟(tù音兔)丝、朱草等动植物原料。在唐代,外丹术最为兴盛,所用原料更为广泛,简直称得上是别出心裁,无奇不有,连童男女的便溺也派上了用场。唐代梅彪所撰《石药尔雅》,便收集了炼丹常用药150种之多,这还是仅限于“石药”的统计。由此可见外丹道士的尝试覆盖面很广,可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药物的采集、选用,以及具体的炼制上,同时也将全部喜怒哀乐系于鼎中之物的成败上,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

  道士们具体的炼丹过程,既神秘,又复杂,且还有很多禁忌。首先,要慎选炼丹场所,宜选名山幽僻之处,结伴3人左右。入山前要斋戒沐浴,避与俗人往来,以免邪气袭入,妨害炼丹。入山时又须择黄道吉曰动身,并且要,佩带进山符、驱鹿镜。进至山中,先踏勘地形,选择良址,然后筑造丹房。筑丹房很有讲究,需要佩带符E口,清心洁斋,先除去地上的杂草,且挖去地表3尺深的土,填以好土,并且铺平夯实。然后是建屋、筑坛、安(炉)灶、置鼎、配料以至升火炼药。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慎之又慎,不容马虎。譬如建丹室。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长3丈、宽1.6丈宋建造,墙壁内外用泥抹平,务求坚实而严密。门和窗户的位置在正东正南,窗户宽4尺,必须非常严密。门户要密闭,关严后不漏光线。坛,又称丹台,是用宋安放丹炉、药灶的,其营造也极有法度,必须筑于丹房的正中央,垒土而成,高8寸,宽24寸,亦有分为3层的,每层高低和宽广尺寸各不相同。炉是容纳鼎的设施,灶是容纳釜的设施,一般仅用其一,安放时先要在坛上埋符篆,而其大小尺寸以及置放的方位、安放的时间等也必须与天地曰月星辰、五行八卦一致。鼎有内盛水、盛火两种,从材质来讲则有金鼎、银鼎、铜鼎、铁鼎等等。安法不同,名称也不同,水鼎在上、火鼎居下的安法叫“既济炉”;水鼎在下,火鼎在上的叫“未济炉”。“既济”与“未济”均系《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卦名,上坎(水)下离(火)为“既济”卦,上离下坎为“未济卦”,这就是二炉名称之由来。鼎是炼丹的反应容器和冷凝装置,其中火鼎最重要,炼丹用的药料即放于其中,鼎内燃火加热;水鼎中盛的是水,外围充以灰土之类。二鼎有管相通,水鼎另有一管贯通,以供给冷水和引出蒸汽。

  “内丹”作为道士们的一种修炼方术,系相对于“外丹”而言。作为道士们的主要修法之一,内丹修炼术不同于外丹修炼术之处主要在于其不是以金石铅汞等药物在炉鼎中冶炼成金丹来服—食,而足以修炼者自己的身体为炉鼎,以身体中的精广气、神为药物,通过一系列特殊的修法,在自己的体内炼成“金丹”。因这种修炼主要是在修炼者自身的体内“作业”,故称为“内丹”修炼。道士们认为,通过这种不假借外物的自我修炼,便能收到如服食金丹那样的功效,获得金刚不坏之身,寿蔽天地,不死成仙。

  内丹术是继承、综合了古代的服气、胎息守一存思等气功功法,同时也继承发展了古代精、气、神学说和经络学说,并以《周易》阴阳、图卦说为理论框架,M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修法,是宋元以后道士们的主要修炼方术。关于内丹术的起源,说法不同。有人认为东汉末已有之,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就是讲内丹的,其所说的、强骨益气、会精养神、筋骨致坚等等,均属内丹功法;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已有之,如《黄庭内景经》中的“琴心三叠僻(wd舞)胎仙”讲的就是内丹,甚至东晋时许逊《灵剑子·服气诀》中还有了“服气调咽用内丹”的说法;又有人认为隋朝的名道士苏元朗的《旨道篇》就是专讲内丹的著作。不管如何,在唐代持内丹修炼术的道士已逐渐增多,这自然与唐代道士迷恋外丹服食中毒身亡的惨痛教训有关。

  唐末五代时期,研讨内丹在道士们中间已普遍成风,产生了如《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入药镜》等内丹著作,内丹修炼术的理论和方法更力口丰富和系统化了。宋代以来,内丹术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名道士张伯端所传功法为相,主要流行于南方。张伯端的《悟真篇》等为该派功法的经典著作,其特点是主张先命后性。北宗以全真道教主王重阳为相,(重阳全真集)等道书为该派的经典著作,其特点是主张性命双修,以修性为先。此后,又有元代道士李道纯创立的中派,明代道士陆西星创立的东派,清代道士李涵虚创立的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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